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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抗疫前线报道的日日夜夜

2020-06-05 14:42:03 来源:健康报

本文地址:http://602.229ib.com/medicalHumanities/2020/0702/476481.html
文章摘要:乐发彩票游戏,凤凰彩票平台直营网:这落日之森怎么就出了个成熟期其实他回到淮城也不过是比朱俊州三人慢了一点点时间而已 毕竟这种事情不是人为意外之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健康报社自1月21日起,先后派出9名记者赴武汉、绥芬河和西南边境进行采访报道。数月来,记者们冲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端,深入医院、隔离点和寻常百姓中,通过文字稿件、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将重症救治和疫情防控的新闻第一时间传达给社会大众。

目前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记者们也大多完成报道任务撤离前线。回望这段特殊的经历,记者们禁不住再次提笔,真诚记录了沉淀在各自心底那些难忘的点点滴滴。——编者

无数小人物构成波澜壮阔的抗疫画面

□首席记者 叶龙杰

2月17日到达武汉,4月7日回到北京,时至今日,在武汉见到的一些面孔,仍时常在脑海中浮现。

当了十几年记者,发觉最让自己满意的采访是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某居民小区负责人的对话。

受前期“万家宴”事件的影响,百步亭社区承受了很多压力。当时,武汉市的疫情防控仍处于严峻的阶段,见到百步亭社区某小区负责人时,他正百务缠身。小区门外尽管没有人影,但小区内居民却是来来往往,取菜的、反映问题的乃至闲逛的人员皆有。防控疫情的压力点由整个城市缩小到了一个个的居民小区内,也最终落到这些小区管理者的身上。

见面之后,实际并无时间进行采访。对方看到记者后那偶然浮现的犹豫、黯淡的眼神,就像刚刚叹出的一口气,无形间制造了一堵屏障。我只能带着理解、尊重但很遗憾的心情离开。

回到驻地后,夜色已浓。电话中在和百步亭一位志愿者交流时,得知上述那位小区负责人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家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打通了他的电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当是一次朋友间的交流。

人心的共振往往就在没有企图的交流中产生。在和缓平淡的话语中,这位小区负责人渐渐没有睡意,变成了一位倾诉者,把疫情发生之前、当中每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对照着日记本,一件件向记者详细讲述,比如刑满释放后在小区工作的某位同事,如何置生死于度外参与防控;小区内某居民家中突发火灾,善后处理如何艰难;更多的还是因为疫情所产生的生离死别。时至今日,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这位小区负责人的姓名,因为他表示,自己只是武汉人中的普通一员。倾听比屡屡被提及,更像是对他的一种帮助。

直面苦难的武汉居民,比想象中的更为顽强,也更为脆弱。一个深夜,武汉市郑家咀社区的负责人给记者打电话,语气悲感地提及,采访中所介绍的那位疑似感染者已经确诊,该社区不再是无疫情社区,也就失去被报道的意义。此前采访中,郑家咀社区的防控举措可谓竭尽全力,应对早、封堵严、管理细致,但最终病毒还是侵袭而入。疑问与茫然,击穿了这位社区负责人的自信,也给她带来了心理的痛苦——疫情期间,参与防控的社区工作人员几乎都是自觉与家人保持距离,甚至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敢去亲近。付出如此代价,但成绩可能因为一例病例的出现而“归零”,这是武汉居民所真真实实面对的压力。

因为生命至为宝贵,全国各条战线援助武汉抗击疫情的人员,都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在武汉市江汉区经济开发区方舱医院开舱的首日,一位天津的骨科医生拿着防护服仔细端详,神情有些茫然地询问记者:“防护服是这样穿吗?”作为骨科医生的他匆匆来到了凶险的战疫一线,带着某种舍生取义的悲壮。

一位隔着障碍物,尽力探出身子将蔬菜放在对面土地上,等待不远处儿子前来取菜的母亲。母子尽管住得很近,但却只能以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表达亲人间的关爱。

一位在方舱医院内刻苦学习的高三学生,在全家均罹患新冠肺炎的情况下,仍惦记着学业,惦记着今年的高考,也惦记着分别身在别处接受治疗的爸爸、妈妈。

每一个人的小故事构成了武汉战疫波澜壮阔的画面,由此延伸,又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生生不息、自强自立的精神面貌。疫情对亲历其中的人是磨难,也是最好的试金石,经历过战疫的风雨之后,留给这片土地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武汉90天始终对这座城市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曹政

1月26日,我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援鄂医疗队一起出发,直到4月27日返京,正好3个月。

接到指令去武汉时,我并没有太多特殊的感觉。在做记者的十多年里,也参与过很多突发事件的报道,地震、洪水、泥石流就不说了,传染病不管是鼠疫、霍乱、甲流还是埃博拉,从中国到非洲,疫区没少跑。这一次,可能也就是其中的一个疾病而已。

然而到了武汉才发现,这里的形势远比想象得严峻。大量患者涌向发热门诊,住院病房一床难求。武汉,一个医疗资源极其雄厚,全国排名位居前三的城市,挤兑性的医疗需求井喷,一下子冲垮了正常的医疗秩序,绝望的人们寻找一切途径求助。

抵达武汉的第二天,我在医院采访时,手机里收到两条信息。第一条发来:“十万火急,有人病重,询问能否找到床位”。赶紧问了一圈,实在没有床位,无奈只好回复请对方耐心等待。过了半小时,第二条短信发来说,“谢谢,不用了。他已经去世了”。

此后的事情,大家都时刻关注着:几万名医务人员从各地驰援,精锐专家坚守一线,防控方案不断调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尽管面临未知的病毒与风险,身处风暴中心的人们,也依然咬着牙在坚持:大街上每天清晨就到岗的清洁工,在医院外义务接送医务人员的志愿者,为医疗队提供生活保障的服务员……

经过3个月的鏖战,武汉战“疫”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座城市,也终于在病毒的阴影下熬了过来。不过,即使是在最困难、最灰色的日子里,我始终都对武汉充满信心。这个信心,常常是源于某些不起眼的细节。有一天采访结束,徒步走回宾馆,路过武汉一条最普通的小巷。那天阳光正暖,路边居民楼二层的年轻人,靠着窗户,晒着太阳,轻声唱着歌。此情此景,让我刹那间意识到,这个城市依然在顽强地活着、生长着。

阴郁的绥芬河,晴朗的绥芬河

□本报记者 杨金伟

新冠肺炎疫情是我从事记者工作以来,经历过最大的一次疫情。在输入疫情最吃劲的时候,我被派到了绥芬河。

因为我所学专业就是公共卫生,所以对疾控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绥芬河发生输入性疫情之初,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火速抵达绥芬河。

在这里,疾控人员分成检测队、消杀队、流调队,我就跟着他们跑现场,做流调,做核酸检测,深刻体会到了他们的辛劳。在负压实验室,嗡嗡的噪声不绝于耳,疾控人员除了穿上一层又一层防护服,还要带上耳罩,而且一待就是至少4小时。为安全起见,检测样本不能搭乘电梯,疾控人员每天要在1楼的P3实验室和6楼的P2实验室往返几十趟。每次进入核心区大家都要全副武装,除了防护服,还要比医护人员多戴一个正压呼吸装置,多戴一副手套。每一个样本管,每一步操作都要消毒,最忙的时候有的人累得甚至连酒精喷壶都按不动了。

流行病学调查是疾控人员另一项看家本领。疾控人员就像记者采访一样,通过与调查对象的交谈获取信息,他们需要察言观色,需要品出调查对象的潜台词,能够将看似没有关联的线索,通过假设与推理联系在一起,经过反复论证和推敲,从而梳理出疾病传播链。

他们如此辛苦,得到的关注却很少。工作做得越好,就越没有人关注。近年来,疾控人员流失严重,我很佩服留下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必然受到威胁。

采访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不少和我一样的“90后”,有的是边检武警战士,有的是社区志愿者,有的是医务人员。记得有一对双胞胎“姊妹花”,因为生在冬天,所以父母取名叫赵瑞、赵雪,都是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的护士。听说绥芬河有疫情后,姐妹俩立即向医院请战,看到名单后,才知道彼此都参加了支援。原本打算4月结婚的姐姐也因此延迟了婚期。

我在社区采访中,也遇到过很多还在念大学的青年。绥芬河的4月还经常下起鹅毛大雪。在寒风凛冽的环境下,这些孩子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在小区门口记录来来往往的人群,有时候冷了就在外面跺跺脚,跑两圈。

采访中,我还遇到了健康报的“铁粉”张效宇。他是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最初作为黑龙江第三批医疗队支援湖北孝感,3月22日他完成支援任务回到牡丹江进行隔离。在他援鄂期间,母亲不幸离世。张效宇记得很清楚,隔离解除那天是清明,上午去殡仪馆简单祭拜一下,第二天就去了绥芬河。在绥芬河的“战场”上,张效宇被任命为绥芬河市方舱医院院长,随时应对疫情暴发。

如今,我已经完成任务回到北京,但是在绥芬河所感受到的那些晴朗的、阴郁的日夜,那些朴实的、热忱的人,那些感动的、振奋的事,时常会在脑海中浮现。

“常态化”不等于“歇一歇”

□本报记者 严少卫

5月2日接到任务去武汉,领导说要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

第二天才知道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再次向武汉市派出联络组,了解和反映湖北和武汉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我们负责联络组在鄂期间的对外新闻发布。

抵鄂第一周,每天行程满、信息量大,早中晚调研、开会、写材料,但必须尽快适应。用一些队友的话说:“我们已经在这待了几个月,你们也要跟上节奏。”言下之意是忘了日历、忘了周末、忘了8小时工作制。

4月8日,武汉市就解除了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疫情防控工作也从应急状态进入常态化,但并不意味着大家可以松一松、歇一歇。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复工复产复学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5月1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赴刚刚发生聚集性疫情的三民小区调研。到达时,小区周边已经拉上隔离线,附近行人也很警觉。随后在东西湖区政府举行的座谈会上,武汉市透露,计划在前期对教职员工、医务人员,交通运输行业服务人员,银行、大型商场等公共场所服务人员,监所和养老机构、救助站、托养机构、儿童福利院机构人员5类重点人群进行核酸检测的基础上,对全人群进行核酸检测。考虑到三民小区是疫情发生地,为了溯源,东西湖区将率先检测。

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给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复课营造安全健康的环境,让全国人民放心。找准这一出发点后,我采写了《全民筛查 武汉再次拼了》,该报道在健康报及新媒体发出后,很快被其他媒体转发。

我很幸运能见证并记录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武汉,这段经历也一定会成为自己今后职业成长的精神财富。

疫情中,我看到的众志成城

□首席记者 刘志勇

作为健康报派驻武汉报道的记者,2月25日~4月15日,我在武汉整整工作了50天,置身其中,才让我对疫情有了最真切的感受,也让我深深地感动于国家、民族的团结和伟大。

我到达武汉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方舱医院的投入使用让患者收治进入了床等人的状态,居民小区的封闭管理也大大降低了社区传播的风险。封城,让一个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摁下暂停键,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政府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普通市民的理解配合。

我们驻地宾馆隔壁就是一个居民小区,在小区值守点,街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每天24小时值守,无论阴晴雨雪。为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他们每天收集社区居民的采购需求,第二天把采购来的生活物资发放到居民手里。

有一天,我在花莲社区的值守点采访,70多岁的陈菊香奶奶下楼拿生活物资。陈奶奶说一口地道的武汉话,我本来想问问她生活是不是方便,但没想到,这位奶奶跟我说的却是,“武昌医院的刘院长没了,真是造业”。我询问了值守点的志愿者才知道,陈奶奶的意思是:刘院长牺牲了,真的太可惜了。看着眼前这位正在抹眼泪的老人,我的眼泪也快掉下来了……老人的这句话,也让我更加坚信,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打赢。

在武汉市的几十家定点医院里,几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护士,与当地的医务人员一起,拼尽全力救治每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当我也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进入隔离病区,才真正体会到他们工作的辛苦。

进入3月中旬,武汉的疫情形势明显好转,医疗队也开始有序撤离。3月22日,广东省的一支医疗队撤离武汉,我们跟这支医疗队同在一个驻地,社区志愿者和驻地酒店的工作人员自发为医疗队送行。很快,沿街的居民楼也打开了一扇扇窗户,“谢谢你们为武汉拼过命”,这不是当时现场的一条横幅,而是楼上居民喊出的一句话。一名正在登车的医疗队员回答了一句话:“谢谢你们,一定要好好地生活。”

几件小事,让我清楚地看到,这就是中国人在困难中的众志成城。

西南边境,全民抗疫守关卡

□本报记者 刘也良

新冠疫情发生后,我被派到常态化防控下的西南边境——美丽的云南采访。我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在边境乡镇,到抵边村卡点采访。目的是记录云南不同背景、不同人群,在常态化防控下的生活,以及政府和百姓对恢复经济、防控防疫的看法。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无论是机场、酒店,还是商场、社区,戴口罩、量体温、扫健康码的“三部曲”是必修课,可谓全民抗疫守住关卡,无安全码寸步难行。

边境县海拔低、纬度低、气温高,白天火红的太阳,直射头顶,夜晚虽说微风轻柔,可蚊子却一点不温柔,每夜叮咬,让人痒得难耐,这就是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们每天面对的常态。

在云南,边境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一条清晰可见、触手可感的国境线,很多时候,山道、小路、河沟,甚至田埂上的垄沟就是界线。因此,由政府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疾控人员等组成的防控小组,每天就在这些地方搭帐篷,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小组,对可能的陆路口岸输入疫情“站岗放哨”。对于这些边境线上的守护者来说,他们的辛苦,在媒体、网络上很少看到,但记者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得最多的却是:“都这样,没什么。”

虽然这里没有武汉明目张胆的病毒危险,但潜在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我深入病毒实验室,近距离采访检测人员,采访接触出入境人员的边境线检查员,采访感染病房、发热门诊……经过努力,电脑中的稿件经审批后,一篇篇飞传给后方。这次采访经历让我意识到,文章的动人之处来自于一线亲历,来自于对职业信念的坚持,以及对远方无数人、无数事的关怀。

一次突破自我的冒险

□本报记者 徐秉楠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正和家人欢度春节的我,一直刷着和疫情有关的消息,心中有万千情绪在涌动:我要去前线!

在报社做了8年编辑的我,虽然采写过很多人和事,但从未经历过像这样一场战斗。回到北京,我思量再三,鼓足勇气,向领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令我意外的是,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并且千叮咛万嘱咐,提示我注意各种防疫细节。

来到武汉,我和一起出发的同事们很快投入到紧张的疫情报道中。

很快,第一个任务来了:去雷神山采访。我既兴奋又紧张。为了充分了解各种细节,我在雷神山待了整整一上午,从办公室座谈到体验各种联络设备,再到实地走访病区,先后和3位主要采访对象进行了深入交流。

“不能在这个时候拖大家的后腿呀!”这是我在武汉的每一天都在对自己说的话。初战胜利之后,我迎来了更多采访任务,也迅速找到了节奏。有时候一待就是半天,错过午饭或者晚饭;有时候成稿了却发现缺少某个采访环节,又重新联系和修改;有时候为了完整展现直播采访的内容,举着手机就是三四个小时……

在武汉的46天时间里,我一点一滴地积累,慢慢地成长。

除了成长,我还收获了很多感动:视年轻战友为自己孩子的“妈妈护士长”,坚守一线治疗重症患者的“愤青医生”,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闲不得院长”,把患者当亲人的“小可爱护士”,临危不惧、背着照相机屡进红区采访的“热心肠记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成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他们的专业和敬业,看到他们的勇敢和担当,也看到他们的柔情和坚毅。

我们是幸福的一代人,在祖国繁荣发展的时代里出生、成长,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然而一帆风顺带来的成长是有限的。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锻炼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努力突破自我,做起而行之的行动派,做脚踏实地的奋斗者,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接好时代赋予的接力棒。

春暖花开时相望东湖边

□本报记者 张磊

在武汉参与新冠战“疫”报道50天后,我和同事返京。透过舷窗,过往的一幕幕萦上心头。

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人传人、已出现院感、习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按甲类传染病管理……一连串重磅信息,让长期跑口公共卫生的我心头一沉。当晚,报社决定派我赴武汉报道。次日,我乘坐最早的航班出发,或许是前一日的新闻让公众提高了警惕,航班上很多人已戴上口罩,武汉天河机场亦如此。

疫情不容乐观,马不停蹄的采访也让我愈发紧张。彼时,同济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患者井喷式增长,院领导告诉我,医院已将发热门诊扩容了三次:从100平方米扩大到5000平方米,但“还是不够!”透过护目镜,医生们难掩疲惫之情。从元旦开始,这些发热门诊的医务人员就在连续奋战,一位曾参与非典救治工作的医生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快点儿派外援,真的扛不住了!”

诊断试剂不足、密接追踪存在瑕疵……采访中了解的情况让我认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武汉封城当天,我接到报社指令,回京。一丝不舍、恐惧,还有一份惴惴不安,返程的我,五味杂陈。

在京期间,虽然依旧参与疫情报道,但与一线相比,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当我再次接到赴武汉采访的任务时,兴奋压倒了恐惧。

再次抵达武汉,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武昌方舱医院院长万军。采访是在一间逼仄的临时板房内进行的。他讲了很多,但最打动我的,是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当时,采访结束,站在医院门口,愁容不展的万军点燃一支烟,看了看我,又回望了一眼医院,叹了口气,“说真的,每一天都是艰难的。”是的,每一天、每个人都是艰难的,这句话也被我写进了特稿《一家方舱医院的创建史》。

除了医务人员,采访对象中既有方舱内的患者,也有保安、保洁人员。有因染疫与未满月的女儿分离的宝妈;因疫情丢了工作,为全家生活焦虑不安的中年大叔……每一次采访,都仿佛在揭开这座城市的一块伤疤。

3月11日,武汉所有方舱医院正式休舱,战“疫”迎来拐点。当日,武汉露出了久违的阳光,春日暖阳洒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惟愿,历经此疫,全社会能善待我们的医生;惟愿,历经此疫,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能凤凰涅槃。

“春暖花开时,相望东湖边。”返京的飞机缓缓着陆,我在采访本上写下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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